肿瘤手术如何做,病理医生说了算

位于北京潘家园的“中医院”,是中国肿瘤诊治的TOP1,这所殿堂的最终诊断,可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而在这所殿堂中确证诊断的“判官”,是人们并不熟悉的病理科医生,他们如同“定海神针”。执掌该院病理科“帅印”的主任吕宁,行色匆匆但谈吐笃定,语调激扬而语意温婉,这应该是中国病理医生的“职业姿态”吧,探究生命真相时遇到的一切,增添着他们的包容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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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病人都在等待的“定论”

如果不是吕宁当时的“定论”,那个病人就得“二进宫”了。

这手术原本是“卵巢癌”根治术,妇科医生按术前方案开腹,取组织送病理冰冻诊断室,很快,这块组织被做成“冰冻切片”放在了吕宁的显微镜下,她发现,眼前的癌细胞并不像卵巢常见的原发肿瘤,.立即建议术中探查消化道,果然,在原以为正常的肠道证实了吕宁的质疑,于是,急邀消化外科联合手术,将险些遗漏的结肠原发癌清除,并重新制定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一个30岁出头的“乳腺癌”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切开一侧乳房后将病变组织急送病理科,吕宁迅速作出判断:“乳腺硬化性腺病”。这种良性增生在术前常规B超及钼靶X线检查中,最易与乳腺癌症混淆,幸好吕宁把住了“冰冻诊断”这最后一关,原本准备切除的乳房因此保住了。

如此这般,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等着病理医生给出“定论”,并按照这个“定论”执行或修正原手术方案,是肿瘤诊治的常态,这个关键性的“定论”,在医学上称为“术中快速冰冻诊断”,就是将病人身上取下的可疑病灶,通过快速冰冻的办法,制成可以观察到细胞的切片,根据细胞的形态判断病灶的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

整个切片制作乃至观察的过程中,病人就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就停滞在切开状态,因此要求病理医生随时备战手术,而且必须在30分钟内给出手术医生手起刀落的依据。

事实上,医院每天上百台手术,病理科术中值班医生每天工作要超过10小时,诊断这样的“冰冻切片”超过张,年最多的一天是张。如果每张切片按照规定诊断用时30分钟的话,这就意味着很多病人要在手术台上敞着手术切口躺到第二天……为此,从取材到制作再到诊断的诸多环节,必须在十几分钟内准确完成。2只收四十元钱的“金标准”

医科院医院的病理科有多个工作室,在手术室完成“快速冰冻”切片之后,病理技师要把剩余组织器官带回病理科,要经过标本大体检查、详细描述记录病变和取材,再经过组织处理、石蜡包埋、切片染片等多个环节,最后由病理医师给出比“冰冻诊断”更加详实精确的“定论”,即疾病的最终诊断。

直接从病患处切除的病变组织器官,经常夹带腐败组织和各种分泌液甚至粪便,再加上固定用的福尔马林、二甲苯等处理液,病理科实验室永远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环节至少医生和技师两人配合,才能既确保时限,又确保精准。

经过这样繁杂程序给出的诊断,在美国,除去病理技术费用外,一个病例的病理诊断费用为至美元,而在中国,在医院,一例收费40元,在手术台上一例因存在疑问而在有限时间里“抢”出来的“冰冻诊断”,也不过元。

吕宁已经记不清,这样低廉的收费标准稳定地保持了多少年,也记不清有多少人就是被这40元彻底改变了命运,这些改变了命运的病人更不会知道,在这个与惊险外科和缜密内科完全不同的病理科中,到底有什么风云变幻?

生命是由细胞构成的,疾病的发生是从细胞的变化开始,病理检查就是对人体上取下的组织细胞进行分析,以确定疾病的性质。因此,病理诊断被称为医学上的“金标准”,病理学被称为“医学之本”,病理医师被称为“医师的医师”,这意味着医学的最精确诊断,需要病理科定夺。就像钟南山院士所说:“临床病理水平,是衡量国家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志”。

当下,各种先进检测手段层出不穷,影像学检查的一次最高收费已经超过万元,但这个显微镜下的病理世界,仍旧是最逼近生命真相的记录,只不过这个真相的获得,在中国,实在是太廉价了!

3“人家病理科的还没说话呢……”

著名美剧《豪斯医生》里,有一场外科医生和病理科主任因为一个诊断结果有分歧而彼此对搏的戏,情节设置非常精彩,明医院的权威地位。

这样的情况在医科院医院也曾出现过,那是一次重要会诊,全院相关科室的主任悉数到场。会诊一开始,内、外科大家各抒己见,比较一致的治疗方案初步铺陈,此时主持会诊的院长拦着振振有词的诸位,指着吕宁说:“先等等,人家病理科还没说话呢……”

会场安静了,但即便此时,吕宁也没有《豪斯医生》中病理医生那种强势,虽然这次面临的病例,她之前已经在一个病人身上有过经验。

那是一个因为婚后不育来就诊的年轻男性,手术中发现睾丸内新生物,申请做术中冰冻诊断。泌尿外科医生怀疑那不仅是不育的元凶,甚至还可能是生命杀手。一个因为想做父亲而来就医的年轻人,不仅没解决生育问题,还要因癌症而切除睾丸。他刚刚组建的家庭,将因此面临什么样的境遇?

片刻,浮现在吕宁脑海中的是一种罕见的“性索间质肿瘤”……

面对医患纠纷日益严重的现实,如果单纯从医学层面上说,作为病理医生,为避免责任、自我保护,吕宁完全可以给出“高度怀疑”“不排除”的诊断,由于罕见类型肿瘤,患者年轻,稳妥保守等待术后最终诊断理由是充分的,但术中怎么办?睾丸是否全切除?出于对这类肿瘤生物学行为的掌握,又充分考虑患者今后的生存质量,吕宁给出的建议是“切除肿瘤,保留睾丸,密切随诊”,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病患的生育功能。

能如此不计得失地力挽狂澜,不仅是因为吕宁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更因为她敢把这种依据化作病理医生的担当,替一个年轻的生命守住未来。这种担当,绝非简单的情感怜惜,而是有多少年如履薄冰、步步惊心的每一天谨慎认真的积淀,非此,怎么可能果敢而清晰地划出一道生死线?4病理医生:寻找生命的唯一

全国现有执照的病理医生仅九千余人,按每张病床配备1至2名病理医师算,缺口4万至9万人,这个缺口的一大部分,直接转嫁给了医科院医院这样的权威机构。

医科院医院是全国唯一开设“病理科门诊”的医院,而且这个门诊是清一色的主任医师,医院医院来的、手持多个不同病理诊断的病患下最后定论的,虽然到最后,他们可能一直误解着病理科。

一位病理医生这样描述他的经历:要进行院内会诊,病人家属在病理科门外等结果,不耐烦地大声催:“师傅,我们的化验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快点儿,门诊的教授都等着哪!”会诊的病理医生哭笑不得又无从解释:“我也是教授,门诊教授要依据我的报告做诊断、做治疗,我怎么却变成‘师傅’了?”

在医科院医院,术中独立签发冰冻诊断报告的病理医师,必须是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这意味着一个病理医生,必须经受15年的磨砺,比其他临床学科的成熟期长得多。

但这样被患者误解,吕宁早已习惯,病理科应有的学术地位于她有过两次真切的体会,一次是学术会议的飞机上,同行的是个心内科医生,他知道吕宁是病理科医生后感慨道:“你们太不容易了,不像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三个方案,从不同角度论证,只要行之有效,哪个都对,但你们做病理诊断的,寻找的只有唯一。”第二次是出自一位病理医生的外科医生丈夫,他发自肺腑地说:“如果外科医生是风筝,风筝线就牵在病理医生手中,能否飞得高飞得远,病理医生说了算。”

采访中,不时谈及病理医生辛劳:为看不完的切片天天加班,每个病理诊断都背负着法律责任,病理医生收入远不如临床其他学科等等,但这些多被吕宁的快语速一带而过了,唯独那两句同行的评语让她念念不忘,这应该是对辛劳的最好消解吧。生命真相的唯一以及寻找这个唯一时的责任感和成就感,足以使他们忽视周边了。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佟彤   特约通讯员常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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